这个故事有几分喜剧色彩。
A是一名公务员，也是我爸的好朋友。在80、90年代，公务员也不算多富（好像也没多富过），但日子也过得稳定，虽然也有发不出工资的时候，但总体来说，只要会经营，有点头脑，哪怕只靠工资，也饿不死（虽然绝对过不好）。A混得差，主要是因为作。
A在县政府大院某局上班，具体工作嘛，大家都知道的，上传下达，写写材料，发发文件，协助领导沟通沟通工作。A是当年难得的大专生，在那个干部文凭还不高的年代，他算是个罕见的高材生，不比现在的985、211差。说起来A算是个小才子，公文写得不错。偏偏在政府大院，文笔是一回事，写得好不好还得看得不得领导的赏识。再者写作能力也算不得一项绝对优势，只是加分项，不是决定项。
A也有几分才华，只是不在工作上，是在业余爱好上，围棋、书法、诗词他都会一些，在那个小县城，也还算拿得出手。可惜对于公务员来说，这些才艺就是个调味品，算不得正菜，交友娱乐把妹还行，要真当领导，这些技能真没卵用。
偏偏A不这么认为。他觉得自己是个大人才，自恃才高，个性强，颇傲，谁都看不起，平时也没少说领导没水平之类的话，喝点酒还喜欢指点指点江山。总体而言，A的工作能力虽不弱，也谈不上出众，就是个中上，还只是郊区的平民子弟出身，家里没根没系，由于个性太强也不得领导赏识。
当一个人的能力配不上他的脾气时，往往会以喜剧开始，再以悲剧结束。如果A安安心心地当个有几分自负的小科员，偶尔愤青愤青，倒也不会有后面的故事。可他偏作。
那年A35岁左右，这个年龄说起来也可以上位了，提拔个副镇长或副局长什么的。但是小县城里的副科也竞争激烈，A平素不会拉关系，和领导的关系更是一般。这也就罢了，因为机关里人脉虽然重要，终究也需要干活的人，说不会跑不会拉不会送的平民子弟完全没有机会，那也太绝对了。但凡事经不起作呀。
A与同事B因为提拔的竞争闹起了不愉快。A自觉能力比B强得多，优势明显，平时在背后说B的坏话，诸如“B其实不学无术，全靠老爹”“B某某业务其实真的不行”之类。机关里是藏不住秘密的，这些言语自然就传到了领导和B的耳朵里。B虽然是官二代，但凭良心说，倒也不是扶不上墙的烂泥，也不是横行霸道的公子哥，脾气虽说不坏，也不算好好先生，被A一番非议，自是怀恨在心。一番竞争的结果不言而喻。
官二代自是官二代，提拔当然没问题。B靠着家里的关系，顺利提为某局副局长。A对领导没有提携自己愤愤不平，怒火中烧，于是开始了各种消极怠工，各种跟领导抬杠。一开始领导觉得A就是一时不得志，耍耍小脾气，也没什么大的危害，过一阵就好了。可一段时间过后，A不仅没有收敛，反而愈演愈烈，开始在办公室说各种怪话，甚至说起了领导的坏话，其中有些还是捕风捉影的流言。
领导的脾气再好，忍耐也终究是有限的。而领导之所以是领导，就在于他们手中有权力。权力有显性的，也有隐性的，隐性的权力之一就是给下属穿小鞋。A就这么被穿了小鞋，具体怎么穿的我就不说了，反正明眼人都看出是领导在整他，但说起来呢，领导这么对A都还可以算正常，也都有一定的依据。
我认为这才是穿小鞋的真谛，明明就是整人，但就是有根有据，师出有名，被整的人还只能有苦往肚里咽。A被整惨了。但A是何许人也？A是自恃才高八斗的有志青年！他肯定不能这么算了是不是？当时是个特殊时期。许多地方财政吃紧，干部的工资都经常发不出去，于是许多地方政府鼓励干部下海经商。
在这个背景下，有的干部辞职了，有的干部停薪留职去创业。A就琢磨着，与其在这位领导手下吃苦，成天不对付，工资也没多少，有时还得等几个月才能领工资，还不如下海经商，兴许就能赚他个几十上百万的。于是，A就这么毅然决然地辞职了。以A的脾气，走人之前没忘了在办公室痛骂领导一顿。书生之所以是书生，就是因为缺乏动手能力，尤其是处理社会事务的能力。在体制内，书生再怎么不济，也有个编制兜底，凭着编制领一份工资，可下了海，一切就全靠自己了。
A就是个典型的书生。A的才艺虽多，在海里却一样也用不上。他借了钱，做了一两年还是两三年生意，亏了个底朝天。A心中当然烦闷，经常在家借酒浇愁，没事还发个酒疯。老婆当然受不了，经常说他的不是。但A几番折腾，也没折腾出个啥来，反倒愈加消沉，生意也不好好做了，粗活也不愿意干，没事经常约上三五好友，在家下棋喝酒，高谈阔论，不知情的人兴许还会以为这位羽扇纶巾、指点江山的豪迈之士大概是位县长或是教授。A的老婆看他如此不知上进，一气之下，跟他翻脸，离婚，带着孩子改嫁了。从此A更加颓废，经常胡子拉碴，一脸憔悴，这时我就很少再看见他了。他有时会来我家，和我爸下下棋，发发牢骚，也会流露出后悔辞职的意思。但辞职了就是辞职了，终究是晚了。
嗯，A当然不会忘了骂骂B和那位领导。只是B那时已经混得不错，当了个副局长。再往后的几年，我只是偶尔从别人嘴里听到A的消息，作为一个小孩子，我很多时候也听不懂大人说A如何如何时是指什么，只知道他过得很不好。A过得到底有多不好，我其实也不知道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街上看到了A，他骑在路边的一辆摩托车上，戴着白色的头盔，我于是就知道，他现在开起了摩的。从看到A开摩的到现在，大概也有近20年了。
他的现状我不清楚，我只知道，他在公务员当中真算混得很差的，同是公务员的我，不时想起A的教训。如果我是A，参加工作后就会忘了自己的学历，除非填写人事资料的时候。从校园走到社会，学历就只是一张纸，有用，但并不是发展的绝对保障。
很多人高分低能，说得头头是道，做起来手比脚笨。这么不明智的人，绝对不止一个A，直到现在，我身边还有一些年轻人，动不动就强调自己是985、211毕业，可问题是，大学好跟个人的发展有必然联系吗？好大学的毕业生整体来说发展得比较好，就注定某个个体就发展得好吗？到了基层，有个有趣的现象，在处理社会事务时，同时刚毕业的学生，本二的不如本三的精明，本三的不如大专的，大专的不如中专的，大概和动手能力及心态有关吧。唯分数论和唯学历论，进了社会，就该丢到一边了。
如果我是A，就不会把业余爱好和能力等同起来。业余爱好之所以是业余，就在于其和工作关系不大，可以放松地玩，也无须强求水平。业余爱好玩得好，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人的脑子好不好使，但和工作能力，真的没有必然关系。有的人喜欢在单位显摆自己的爱好，一谈起爱好就滔滔不绝，一说到工作就哑然无声，换了你是领导，大概会觉得这个人是不务正业、玩物丧志吧？如果我是A，就不会喜欢高谈阔论。许多年轻人刚毕业时，觉得自己读了些书，掌握了一些知识，就真能指点江山了。
殊不知，知道点知识，和运用知识，当中隔了重重的大山，没走几次弯路，真学不会怎么用。而从政更是如此，没有相当的经历，说看过书就能当官，那是扯淡。相比之下，我更建议年轻人学会一门专业技能，从专业技能入手，帮助全面地学习在体制内发展所需的素质，这样学得更快，而且即便哪天不想呆在体制了，也有离开的能力。
如果我是A，再不得志也不会在单位耍小脾气。人生不如意十八九，步步顺利的人大概比大熊猫还稀少。我工作以来，遇到的各种奇葩领导也快凑够一巴掌了，期间也没少郁闷。一郁闷，我也耍过小脾气，也吃了亏，还是暗亏。几年过去，回过头来看自己这段历史，真是羞愧得无地自容。不过我也庆幸，自己当年再怎么耍小脾气，也没到A那个地步，至少没在别人背后说坏话、传谣言，不然，真是树敌一片，有的是小鞋穿。最最重要的，如果我是A，绝对绝对不会轻易辞职。
在我看来，不是说体制内的工作不能轻易辞职，而是从事任何工作都不能轻易辞职。依我之见，必须具备这几个条件，才能走人：有辞职之后的职业规划，有辞职之后到就业之前的运转资金，有从事新工作的能力和资源，有从事新工作后不顺利的心理准备，有为新工作奋斗的决心和韧性。只凭一时意气，就决定辞掉一份工作，这是绝对不值得提倡的。
道理人人都懂，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好。上面提到的错误，看似非常低级，却有许多人在犯，不只有A。他们哪怕只不犯其中任意一点，生活都会更好。只是，又有几个人真能做到完全不犯低级错误呢？
年初，对机关党组（领导班子）上一年度各项工作进行民主评议。以前这种活动仅仅走个过场，但是党的十八大之后，作风建设显著加强，考核评议工作也从形式主义变成一柄利刃。机关的同志们喜出望外，正好趁这个机会有仇的报仇，有冤的报冤。
在机关工作过的都知道，大家普遍对两个事情存有不满，一是工作任务的分配不均，二是人事提拔的显失公平。前一种不满，会随着时间推移慢慢消化，因为普遍情况或曰潜规则在于，年轻人往往干的多，老同志普遍干的少，但是等这批年轻人成长为老油条，局面也会随之调转过来，正所谓吃亏在前，享乐在后。但是后一种不满，则会随着年龄增长、工龄渐长与日俱增。但是每个机关都面临着职数有限、僧多肉少的情况，晋升通道永远呈金字塔形状，能够获得满足的只能是少数人，所以提拔一个意味着得罪一片。人到了一定年龄，位置没有往上提，难免会心生怨恨。倘若领导在选人用人过程中存在主观臆断、难以服众等情形，受到冷落同志的不满情绪一旦得到机会必然爆发。那次有很多干部对领导班子投了差评，导致机关在全省排名倒数，相关负责同志多次被组织约谈。
次年初，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报仇伸冤时刻。和往常一样，为了确保出勤率，投票会场的每个座位都按干部的姓名摆了席卡，大家依次就坐。在会场主席台前摆放了匿名票箱，依据惯例，投票之后，各自把结果塞进投票箱，谁投了好评、谁投了差评，根本无从查证。但是到了投票尾声，领导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："请大家把材料放在桌面上，现在散会退场"——席位上都摆着姓名+会场又有无死角监控+投票材料没有随机塞进匿名投票箱——谁给班子打了差评，事后一查便知。
即使领导事后默不作声，投了差评的同志工作时心情也会无比煎熬。——最折磨人的手段，就是明面上我不对付你，但始终在心理上吓唬你，如同之前的赵本山，媒体时不时敲打一下，但就是不给个痛快，能把老赵折磨死。
机关每年都会开展优秀公务员评选。评选的流程往往依据支部民主推荐，经党组研究同意，确定最终人选并对外公示。有一年，经党支部民主投票以及分管领导认可，我被推举为优秀公务员。对于评优，一方面，我不太在意，毕竟我们机关整体年龄结构偏大，我在考进来的时候是整个机关最年轻的干部，所以也很清楚，好事自己是沾不上边的。但对那次破天荒的评优结果，也不觉有愧，毕竟在支部成员当中，自己承担的工作任务最多，工作质量也较为可观。
但后来的公示结果却出乎意料，优秀名单中没有我，换成了支部的另一位领导。其中究竟在哪个环节出现人员调整，不太清楚，也许是这位领导私下做了争取，也许是机关领导认为其更为合适。有支部其他领导替我抱不平，想问问人事处原因出在哪里，均被我委婉谢绝了。
其中有个细节是，这位把我从评优名单中踢下来的支部领导，前两年均获评优秀，而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，可记一次立功。但我此前并不了解，是在看到公示名单以及立功表彰的时候才恍然大悟。所以对其而言，这次机会一旦错过，失去的待遇远远要比我得到的益处更多。
所以，我对此也没什么抱怨，至今和那位领导的关系也非常好，不仅是维系表面的融洽，私底下，也未曾发难抑或使绊。唯一的不满是，组织从来没有为这事和我进行过沟通，好像“一言堂”地否决支部的推举以及分管领导的签批显得顺理成章。
但是机关工作就是这样，特别是当你到了一定位置，或者工作水平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认可，势必会时刻感受到“位”与“为”之间的落差。倘若没有良好的心态，缺乏正确的价值判断，丧失工作的热忱与兴趣，最终还是自己吃亏、他人获益。
几乎从不干活、但却贪得无厌的同志，是每个机关的标配。我们单位亦如此。有一个人到中年的女同志因为一直没能获得提拔，直接撂挑子不干了，组织经过充分斟酌，将其安排到一个无比清闲的部门。但是她依旧我行我素，整日不来上班，唯一能打照面的机会，就是在对干部晋升选拔进行民主投票的场合，因为她要给自己投上宝贵的一票——至于第一个故事中，报仇伸冤的机会她来没来我还真没注意。
每次的投票结果，她都不出意外地落选。每次落选之后，都会到领导办公室大闹一通，甚至跳在窗台上以死相逼。由于她的这种极端性格，以及较强的执行力（不是说说而已，真的采取求死的行为），后来在推行职务职级并行改革试点时，还是依据“到点晋升”的原则，将其提了上来，赏了个非领导职务的闲差。
而机关另一位同志，和她一样的情况，在外忙自己的副业，常年不来上班，前些年被内部检举之后，由组织出面劝其主动辞职。毫无疑问，二者长期旷工、吃空饷的行为均不可取，但是之所以在待遇方面出现明显反差，一个是领导不敢惹，一个是单位主动撵，反映出机关的处世哲学中，公允要始终让位于稳定——稳定压倒一切，可不是说说而已。
赏罚再公允，可一旦出了人命案，机关里上上下下、大大小小的领导都吃不了兜着走。即便这事交给铁面无私的纪委处理，也一样面临稳定优先。纪委办案的酒店里面，每个房间的墙面、桌椅都用软包材料裹得严严实实，生怕审查对象出现轻生的念头，一头撞死。所以，一个干部除非犯了大逆不道的政治错误，否则轻微的纪律问题，比如不来上班之类的，只要舍得一身剐，便没有哪个领导敢轻易拍板予其责罚。之前，机关通报过几起迟到的案例，但是从未公示过不来上班的人物，很多偶尔迟到一次便被挂出来示众的同志，心里不免憋屈万分——只怪自己太“老实”。
当然，我绝非鼓励大家胡乱作为，甚至以死抗争。但从中不难看出，机关的规则，往往是为“老实人”量身定制的。只要勤勉工作，就必然面临着规则与人情的双重苛责。做事越多的同志，遭受的非议和责难注定更多。但是能够走上领导岗位，看似不苟言笑、风轻云淡的“大人物”，他们波澜不惊的面孔背后，无不是在“履行责任”与“承担责问”的“不公允”境遇中，磨练出过人的心智与情怀。
我的一个学生，之前在区直部门工作，后来考到了省直机关。她同我交流的时候谈到，之前在区里遇到过一个非常苛刻的领导，当时感觉工作异常苦逼，甚至绝望。一直被逼着加班、被逼着写各种材料、被逼着做各类PPT，还要整天面对劈头盖脸地责骂。
直到考入省直机关，回头看才发现，自身能力和心态，也恰恰是在那位“变态”领导的手底下实现的蜕变。倘若没有一个变态的领导予以鞭策，一直浑浑噩噩下去，恐怕这辈子只能在区直机关沉沦（当然，并不是指基层不好），更与心仪的省直单位无缘。
不可否认，大部分年轻干部的工作常态可以用苦逼来形容——拿着微薄的工资，被领导以多锻炼之名安排无尽的工作任务，但是评优表彰又与自己从不沾边，更看不到职务晋升的希望。老同志即便不干事，领导在其面前也和颜悦色，自己干再多，也很难得到认可——慢慢地，就会被时间磨成自己最初所讨厌的样子——对工作失望之极，失去了奋斗的动力，也和老同志一样，变得游手好闲，并且开始欺压新来的年轻同事。
影片《肖申克的救赎》中有这样一段话：一开始你痛恨它，然后你对它就习惯了。等相当的时间过去后，你就会依赖它。——机关就如同那堵高墙。当前的行政管理体制确实有诸多弊端，效率低下、公平缺失、赏罚不分等等等等。但是机关如同一个小社会，人不可能回避上述种种问题。正所谓“强者自救，圣者渡人”，能够实现自我救赎的，不能仅仅寄希望于管理体制改革，更有赖于掌握公务员的生存法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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